種糧，想要高產就得多施化肥；養殖，想要致富就得多喂飼料；建廠，想要發展就會占用大量耕地……結果就是，秸桿和畜禽糞便大大增加成為面源污染，有毒有害廢水廢氣大量排放形成環境災難。本應是人與自然合諧統一的農業生產，現在卻屢屢成為生態環保的矛盾焦點。有沒有辦法解決？近日在江蘇武進舉行的中國—歐盟政策對話支持項目“應對氣候變化的農業清潔生產技術實踐與生態補償政策研究”會議上，中外專家不約而同地關注著一個話題：農業生產中的生態補償政策如何叫好更叫座。

      農業生態補償：保護生態同時“發展不落后、經濟不吃虧”

      記者在位于常州市武進區禮嘉鎮的畜禽糞污綜合治理中心看到，禮嘉“萬頃良田”共有耕地4800畝，年產秸桿4000多噸；周邊還有70戶中小養殖專業戶，存欄1.5萬頭生豬一年的糞污量高達3萬噸。中心把收集的糞污和秸桿發酵處理，所產生的沼氣用于發電和熱水生產，實現能源化利用，沼液利用排灌設施還田，沼渣轉化為農業生產所需要的優質有機肥料，不僅有效減少污染危害，每年可以減少COD排放446噸，碳減排總量10034.1噸，減少化肥使用260噸。

      按照《江蘇省太湖流域環境資源區域補償試點方案》中環境區域補償標準，這個中心一年帶來的環境效益約140萬元，再加上地方政府每年補貼的100萬元運行費和創造的50萬元經濟效益，原來的廢棄物搖身一變成為可再生能源。

       農業生態補償就是通過工業反哺農業、城市反哺農村，讓那些為農業生態保護作出貢獻的地方、企業和個人“發展不落后、經濟不吃虧”。

      地方實踐：生態補償資金讓農民嘗到了“甜頭”

      2008年起，江蘇以“誰污染誰付費、誰破壞誰補償”的原則，開展了環境資源區域補償制度試點，建立了環境資源污染損害上下游補償機制。目前已經在太湖流域5個省轄市正式推行。

       而蘇州更是從2010年開始，以立法形式推動生態補償，把補償資金列入政府財政預算，由市、區兩級財政分別承擔50%，確保不因生態保護而喪失了公平的發展機會。

      “一產只能種，二產不能動”，蘇州市相城區陽澄湖鎮車渡村村支書張銀福，這樣描述本村的經濟結構。車渡村本來有油氈廠、印染廠，可因為處在沿湖1公里的生態走廊內被迫拆除。

       雖然這些沿湖村鎮因生態保護不能建廠損失了收入，但是生態補償資金的反哺讓農民嘗到了“甜頭”：蘇州2012年共投入生態補償資金15.59億元，其中耕地保護專項資金10億元，財政轉移生態補償資金5.59億元。其中沿太湖、陽澄湖134個水源地村、生態濕地村接受生態補償金7375萬元，平均每個村增加可支配收入55萬元。

       蘇州市市長周乃翔介紹，這筆生態補償資金主要用于三個方面，一是用于生態環境保護、修復和建設，二是增加生態保護重點地區村級可支配收入，三是以各種形式對生態補償區內的農戶進行補助增加農民收入。

       與農民和村鎮獲得真金白銀的補貼收入相比，廣大農民和基層部門的環保意識大大增強顯得更為重要和可貴，現在蘇州的生態保護區域內，已經基本杜絕高污染、高能耗的企業。

       檢驗與調整：僅依靠政府直接補償難“平”生態賬

       任何一項政策的出臺都需要在實踐中經歷檢驗與調整。生態補償，在國內沒有案例可循沒有經驗可鑒，在推行過程中遇到問題很正常。

       在此次中歐專家的對話中，記者了解到，江蘇在推進農業生態補償的實踐中，正面臨一系列挑戰與約束：有關部門對農業生態補償重視不足，農業生態補償缺乏法律依據，同時以地方為主導的實踐探索已不能滿足當前工作的實際需要；江蘇目前大多采取項目一次性補助方式，未建立相應的長期運行保障機制，導致“建了不用”“用了不管”等問題突出；為保護農業生態環境，采用清潔生產技術需額外增加人工及裝備投入，卻無法直接在農產品價格上體現出來，農業生產者缺乏積極性。

      為此，專家們結合江蘇省農業生態補償實踐，提出了幾點政策建議：一是加快完善農業生態補償頂層設計，實現農業生態補償規范化、制度化。二是建立農業生態補償試驗示范區，進一步探索經驗，破解難題。

      三是建立多元化農業生態補償投入機制，形成完善的農業生態補償體系。

      記者在基層走訪中也發現，與政府有限的財力相比，農民的致富愿望是無限的，僅依靠政府直接補償現金不能“做平”這筆生態賬。

      有專家就此提出，生態補償一定要作為“補血”劑，建立多種方式的補償機制和補償途徑，從根本上解決當地社會的發展問題。生態補償的關鍵問題不是每年補償多少，而是通過建立全方位的補償機制，使當地居民能在保護生態的同時，“靠山吃山、靠水吃水”。同時，建立農業生態補償績效考核機制，并納入政府工作績效考核范疇，明確農業生態補償的權、責、利，從而形成農業生態補償長效發展機制。